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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磐砥砺前行 使命在肩积极作为

——金寨早期党组织建设探析(下)

2025-07-01 09:10:57 | 来源: 安徽省文史研究馆

二、金寨地区早期党组织建设的宝贵经验

金寨早期党组织建立后,迅速掀起农运高潮、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恢复农民协会、开展“五抗”斗争,组建农民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队伍、开辟革命根据地......在那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觉醒年代,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们进行了艰苦努力、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要贡献。金寨地区早期党组织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取得一个又一个革命胜利,主要得益于以下4个方面。

汤家汇笔架山农校宣传画----《笔架生辉》

(一)得益于拥有一支对党忠诚、勇于牺牲奉献的党员队伍。毛泽东主席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需要流血牺牲的,革命必须拥有一支忠诚可靠、敢于牺牲的党员队伍。金寨地区早期党组织建立与发展的无数事实都充分证明了一点。

1929年6月至10月,国民党军对红32师连续发动3次“会剿”。第2次“会剿”期间,中共商城县委和红32师党委决定由詹谷堂等率领地方赤卫军坚持斗争,红32师向外线转移,将敌人引出根据地、再寻机歼敌。

红32师离开根据地后,詹谷堂率领农民赤卫军昼伏夜出,虽然歼灭了一些敌人,但毕竟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经不住敌人大兵团的“驻剿”,赤卫军受到了很大损失,詹谷堂也在葛藤山与顾敬之民团作战中负伤被俘。敌人威逼利诱、施尽酷刑,要詹谷堂交出党员名单、交出农协会武装,遭到詹谷堂严词拒绝。最后被敌人3次用铁丝穿其胳膊游街、5次拉去陪斩,但无论敌人怎样催残,詹谷堂誓死不屈、守口如瓶。牺牲的前夜,他用自已的鲜血在监狱的墙上写下“共产党万岁”5个大字。同时就义的还有詹广仁、林承恩、徐义林、漆德屿、漆学濂、罗少西、廖家斗等20多人。

敌人在根据地找不到红军作战,就拼命地摧残人民群众,他们首先扶持地主豪绅建立铲共团、还乡团、编练队等反革命武装,进行搜山、清乡、查户口,逮捕红军家属和担任过农民协会的骨干。夏斗寅部在柯寿恒民团带领下挨户搜捕,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害。他们最后用摊派的办法,每天要各保送20名共匪,不送者拿保长是问,少送1人交银元100块。柯家大院成了杀人场。并规定:凡共产党员、红军家属、农协会骨干者,房屋烧毁、财产抢光;青年妇女一律捉捕,卖往湖北、河南,使红军断绝繁衍。

汤家汇成了李克邦和顾敬之杀人的大本营,在当地还乡团、铲共队带领下,四处搜捕,凡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者,一律铡死!”顾敬之大肆叫嚣;“要在商南开人肉案子!”两把铡刀,每天都要铡死10多人。

但是,敌人的大屠杀,并没有吓倒商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他们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置死于不顾,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敌人的清乡、抢掠;采取小股游击的办法,打击分散之敌;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疲劳敌人、调动敌人,寻机打击敌人;白天化装杀民团走狗,夜间摸瓜杀土豪劣绅。

1929年春,为了迅速扩大农民武装,当时的党组织号召党员们捐款献枪,大家积极响应、无私奉献。共产党员张子敬卖了一石八斗田,得银元600块,全部捐出。李梯云、李声武、漆禹源各自捐银元250元,漆德琮、漆德玮、漆海峰、周维炯等都捐了一些钱,从武汉买回长枪20支、短枪12支、子弹3万多发,分3批用棺材装着运回。共产党员赵瑞祥以保卫家乡的名义,带头捐款。

燕子河、闻家店、渔父潭等地党组织为了组建革命武装,也都以各种方式筹资购买枪支弹药。渔父潭首富、共产党员汪维裕以自己“被土匪绑了票”为理由,让其父母交出1200块银元“赎票”,全部拿到武汉购买了12支钢枪。刘仁辅、徐育三、徐仙骥等也都捐了一些钱。

白塔畈、船板冲等地党组织也通过捐款购买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员潘荣初、杨晴轩、汪映西等还在白塔畈开设“天元公”商店,筹集购买枪支的经费。共产党员李大刚为了购买枪支,动员农民协会冒充土匪,夜里抢了他自己家和他岳父家200多担粮食去卖,购买了4支钢枪。

可以说,金寨的每一寸土地都洒满了烈士的鲜血,革命的成功是成千上万革命先烈和一大批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商南起义(立夏节起义)策源地----吴家店川石庙一瞥

(二)得益于拥有一种实事求是、敢于抵制“左倾”盲动主义的工作态度。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时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他在总结国际、国内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金寨地区早期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同样经历过这种严峻的考验。

党的八七会议制订的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对总体上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认识不足,不顾客观情况盲目限定各地举行秋收起义。当时的河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同样限令各地举行秋收暴动。豫南特委感到秋收暴动确实办不到,就向省委报告,要求推迟起义时间。但省委对反映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批评豫南特委是右倾机会主义。豫南特委迫于压力,于1928年3月18日,在商城、固始边区的大荒坡发动了由豫南特委及各县县委参加的武装暴动。由于准备得不充分,党的骨干牺牲了百分之九十。幸存的商城县委书记蒋明华在大荒坡起义失败后,于3月21日、4月底两次在北七里岗和商南漆德玮家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重新选举成立了商城县委,并决定由李梯云、廖炳国具体负责商南党的工作。这两次会议,都认真分析了大荒坡起义失败的教洲,决定化悲痛为力量,举行武装暴动。

会议一致认为商南条件较好,决定发动商南起义,夺取民团枪支,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这两次会议,对大荒坡起义失败的教训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商南起义的有利条件的分析也是较为客观的。

5月,河南省委又对南5县作了指示。商城县委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在吴家店太平山穿石庙召开商南区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讨论。商南区委认为省委的指示仍带有一定的盲动性,对在商南地区首先发动起义表示同意,但不同意立即进行,强调“一定要组织好自己的武装、做好敌人内部工作,争取、利用好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积极准备,待机而动,不能重演大荒坡起义的惨剧”。同时,提出了筹枪、筹款和进行农民运动、士兵运动的一系列计划。这些意见和计划得到县委绝大部分同志的同意,从而使商南起义(立夏节起义)得以有准备有计划的顺利进行。

金寨东部地区,六霍县委同样坚持起义条件尚不成熟,不能“无条件盲动”,不宜立即举行起义,虽然遭到安徽省临委批评为“右倾”“改良主义”,但他们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准备、稳妥前进。省临委将六霍县委意见报告中央后,周恩来认为六霍县委的意见是正确的,从而使六霍地区党组织避免了一次可能不应有的损失。

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成立旧址----斑竹园朱氏祠一瞥

(三)得益于拥有一套开拓创新、既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展革命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让世代为奴的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更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变,必须大胆探索、开拓创新,必须既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金寨地区早期党组织之所以能够创造新业绩、谱写新篇章,与此紧密相连、密切相关。

1、积极创新斗争形式。农民协会的恢复发展、农民自卫军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斗争的积极性。开大会、贴标语、散传单、宣传农民协会章程和农民自卫军的任务。当时称这些活动为“文字暴动”。这些斗争形式,对宣传农协宗旨,开展减租减息,打击豪绅地主的嚣张气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商南地区,各乡农民协会都召开了各种形式的会议,宣传农协章程,有些会议还请一些开明绅士参加,要他们在会上表态、拥护农民协会减租减息,当开明地主、不当劣绅。斑竹园、果子园农民协会开会时,大绅士漆树仁、徐朗山都在会上发言,支持农民协会活动,带头减租减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贪官污吏”。1928年农历8月14日晚,南溪、汤家汇、银山畈、斑竹园、果子园、沙堰、吴家店、小河等地,在商南党组织统一领导下,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贴标语活动,一夜之间,整个商南地区集镇、农村、居民的墙壁和道路两旁的树干上,都贴上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坚决进行减租减息!”“一切权利归农会!”等红绿标语。就连商城县民团大队长王继亚的大门上也贴上了2张标语,县政府大院也甩进2包标语。吴家店、小河一带农民方升堂、陈世耀还创造了“自流宣传”(又称‘流动宣传’)的形式----在木板上写上标语,然后刷上桐油放到河里。商南地区的桃园河、南流河,竹根河、小河、白沙河放了几千只,顺水漂流,下游的霍邱、固始等地有很多人拣到了顺水流下来的标语牌。由于做得比较精巧,拣到的人相互传看,都说“大别山农民暴动了”,吓的地方官员、豪绅地主一片惊慌。

中共霍邱县委在杨靖轩、戴铸九、王冶秋等领导下,于1928年7月27日全县统一行动,举行“文字暴动”,油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蒋介石”“杀尽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2万多张,张贴散发到全县纵横两百余里的集镇和村庄。白塔畈大地主王子敬门缝里也塞进了10多张,第二天早上开门一看,当即吓得向霍邱县城逃跑告状。

2、积极做好兵运工作。早在1926年底,商南地区党组织为了培养军事和农民运动骨干,就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去武汉黄埔军校(后改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军事和农运知识。先后去的有周维炯、漆德玮、漆德琮、漆海峰、张欣之、张子敬、罗银青、朱仕芬、李书铭、赵瑞祥、吴仲华、陈大中等。金家寨、古碑冲一带的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桂杰生、王明生、王志和、陈新安等也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国民党安徽临时党部设立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学习和工作过。

为了使武装起义顺利进行,商南区委认为必须进行民团中的士兵工作,决定乘各民团都在积极扩充势力之机,派一部分党员骨干打进去,组织士兵哗变或起义。1928年冬,首先由周维炯、漆德玮通过漆树仁的关系,打入杨晋阶民团。杨晋阶委任漆德玮任中队长,周维炯先任第四班班长,半月后晋升为军事教练。不久,商城县长李鹤鸣以加强县城防御的名义,调周维炯、漆德玮及其所率领的一个中队人枪,去县城参加县民团。经过请示商南区委,决定由漆德玮一个人过去,周维炯继续留在丁家埠民团工作。周维炯留下来后,继续担任军事教练,利用一切机会和士兵们谈心交朋友。他便以烧香结拜形式,在民团中组织了20多人的把兄弟。这些把兄弟都是出身贫苦的士兵,周维炯由开始讲梁山泊聚义的故事,慢慢地讲起了穷富根源和反压迫反剥削的道理,提高把兄弟敢于反抗权贵的精神和阶级觉悟。1929年初,在把兄弟中发展7名党员,在丁家埠居民中发展4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

与此同时,华尔忠、周发商、戴德福、郑延青、廖业琪、汪永金、徐进生、漆成楼、漆道三、周厚玉、林树生、阮绍宏等10多名共产党员也分别打入驻在吴家店竹叶庵的罗志谦民团、白沙河福禄庵的卢迎宾民团、斑竹园文昌宫的岳正富等民团。他们也采用烧香结拜的形式,团结了一部分士兵,在民团中发展了部分党员。到1929年春,商南地区民团中有中共党员30多名,近200人的民团武装,党组织掌握了半数。

金家寨、古碑冲等地,中共六安六区区委桂伯炎、袁继安、桂杰生等派了部分党员打入金家寨汪东阁商团(由商贾出资办的民团)和六保联络自卫团,共产党员袁皋甫(笔架山学生)、何子凡(黄埔军校4期生)还通过其族户关系在六保联络自卫团中担任了团长和教练,掌握了自卫团的实权。白塔畈党支部派共产党员汪志来打入霍邱警备营当上了排长。这些打入民团内部的共产党员,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3、积极争取帮会武装。为了加快发展革命武装,金寨地区早期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指示,正确认识和处理与大刀会等帮会组织的关系,“在有大刀会的地方,主要是发展农运,打入大刀会群众中去。”中共六霍县委对大刀会进行了具体分析,决定利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争取多数、打击少数,要求各地派党的骨干分子到大刀会中去,宣传农民协会的宗旨,动员他们中间的贫苦民众反对统治他们的头目,加入农民协会。对多次犯境的李老末股匪,县委也作出了明确指示。由于党组织正确分析了大刀会和李老末股匪的性质,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团结了一批会众、争取了一些思想开明的会首,比如:大刀会的会首袁成翥、青帮首领金兴中等均被发展为共产党员、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骨干。

4、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这一点,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可贵的,说明当时的党组织比较成熟,敢于团结而又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商南大绅士漆树人、徐朗山较为开明,他们的亲戚中很多是共产党员,也是商南起义的重要领导成员。商南区委机关的重要会议,很多就是在漆树人家召开的。鄂东派往商南参与领导起义的徐予清、徐其虚,就是利用宗家关系,住在徐朗山家里进行革命活动的。

1929年春,正值商南起义积极准备的时候,商城一些绅士向南京国民政府控告“商城共匪势焰日凶”,列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的名单,漆树人首当其中。但由于漆和当时的商城县长李鹤鸣交往甚厚,社会声望又高,未被怀疑。当河南省政府委员派清党干员钟渔柯来商城调查时,“开欢迎省府委员大会”从中周旋,对党的组织进行掩护,使党组织免遭重大破坏、起义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金寨县革命博物馆

(四)得益于拥有一种一心为民、干群同心的鱼水深情。人民是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毛泽东主席指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金寨地区早期党组织建立与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干群一心、军民团结,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932年,刚刚成立的红32师打败商城县民团“进剿”后,商南逃往麻城的柯寿恒民团和麻城郑其玉民团、商城亲区的顾敬之民团、金家寨的汪东阁民团、麻埠的朱盂功民团、燕子河的黄英民团,纷纷开始向南溪、丁家埠、斑竹园红军区域进攻。红32师和农民赤卫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尤其在长岭关到松子关和汤家汇到银山畈两线,日夜都有战斗,红军和赤卫军在前线英勇作战,广大群众纷纷组织担架队、慰劳队,抬伤员,送饭菜,运子弹,并在丁家埠设立了临时医院,地方医务工作者主动献药献技、治疗伤员。妇女会组织妇女到前线慰问,帮助战士洗衣服。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侦察敌情,潜入敌人驻地贴标语、散传单。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红32师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击败了各路进攻之敌,保卫了起义的胜利果实。

红军初创时期,兵力少、装备差,之所以能粉碎敌人的三次“会剿”,同样得益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比如:“徐夏会剿”期间,敌人向挥旗山等方向寻找红32师主力作战时,赤卫队员刘再如、徐立志化装成地主为敌带路,故意向长岭关方向走,刚到长岭关,即遭到红军和赤卫军阻击,毙敌30多人。刘再如、徐立志趁机藏入密林溜走,使敌人不敢在苏区逗留、立即撤离苏区,等等。

金寨地区早期党组织在革命斗争和实践中,用鲜血和生命探索、积累的这些宝贵经验,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传承弘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我们更应该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党员干部队伍。我们只有不断增强斗争意识、斗争本领,凝心聚力、开拓创新,才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资料:

1、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办公室等:《金寨县革命史(1919----1949)》,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六安市历史(第一卷1923----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

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胡遵远,1981年参加工作,2023年到龄退休。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徽省大别山革命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委讲师团基层宣讲专家,安徽省高校系统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示范课巡讲团成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曾任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主编出版过30多种红色文化书籍,先后在各类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文章1000余篇。曾获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档案系统先进工作者、全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先进个人等30多项荣誉称号和表彰奖励。

【责任编辑: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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