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问题三问三解

2003年9月1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浦江县接访人民群众，开创省级领导干部下访基层之先河，形成了历久弥新“浦江经验”。信访问题一直是基层工作一大难点、痛点、堵点，被无数基层干部视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那么信访问题从何而来，我们又因如何解决？

信访问题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步入了高速发展期，浙江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益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发展之殇。伴随着发展而来的是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纷与利益诉求，基层治理、工程项目、环境保护、地基纠纷……各种冲突有的是在新时期新产生，有的则是在新时期有了新变化、新形式，许多基层干部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既无法从过往经验中找到解题的“参考答案”，也缺少相应的政策提供“解题方向”，因而无法顺利解决相关问题，致使发展成信访问题。因发展本身产生的各种问题我们既逃不过也躲不掉。

基层治理成效与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一方面，乡镇街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党和政府接触群众的最前线，基层干部是敷衍塞责不作为，还是勤政务实有担当，直接影响着基层工作实效与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感官感受，部分干部工作怕出错、做事怕扣分，秉承着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错误政绩观，遇见问题不敢报甚至不让报，最终将“小感冒”硬生生拖成“危重症”。另一方面，部分基层干部能力素质有待提升，工作中存在着诸多不足，例如发现不了问题、发现问题不去解决、解决问题不彻底，致使问题恶化。

制度对于国家治理起着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作用。一项制度的制定或更新关系着国计民生，需经过广泛的调研、严谨的探讨、科学的规划、局部的试行、合理的修改，因而很多时候存在着滞后性，形势发展了、情况变化了，制度建设却跟不上。一方面，由于缺少相应的政策法规以至于出现“无法可依”的状况，例如早期的各类网络案件。另一方面，面对新时期新问题，法律机制不健全、治理制度未更新、问题责任主体不明确，不同部门面对一项工作时互相推诿扯皮，在踢皮球中将小矛盾、小纠纷酝酿成信访案件。

信访问题避无可避，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问题，把找上门的麻烦，变成送上门的政绩？

多进百姓“家门”，多叩百姓“心门”。信访问题来源广泛来源广泛，造成信访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制度虽取决于法度，治理却应有温度，作为直面群众的基层干部，我们在面对信访问题时也应有应对之法。征地拆迁一直是信访问题重灾区，矛盾多、调解难，如何做好相关工作，推进项目顺利开展，十分考验基层干部的工作态度与能力。三门县沙柳街道大周塘区块因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需收回约2900亩国有土地，其中大多为养殖塘，涉及农户两三百户，时间紧、任务重，项目组的干部们工作一户一户上门做，被拒绝一次一次再敲门，最终在18天内完成了所有农户的拆迁签约工作，用真诚打动群众，用实干诠释担当，用真心换取民心，最终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干部要“下得去”，意见更要“上得来”。习主席在浦江倾听了群众诉求并征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后，当场拍板建设20省道浦江段的拓宽改造工程，建成了浦江西部山区群众的“小康路”与干群之间的“连心路”。然而，在浦江经验成功的背后，我们也应去思考若是习主席当年没有下访或者下访地并不是浦江，那么问题还能不能解决、怎么样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解决的彻不彻底？领导干部下访基层毫无疑问是个好作风、好政策，但是事事等领导无异于守株待兔，不能仅仅指望领导下来找问题，而是要将问题摆放到相关机构的桌面上。建立合理的信访机制，横向要联通各个部门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纵向要打通问题上报渠道，一方面是确保信访群众举报有门、上访有道，另一方面政府机构上下层级之间也要畅通交流，将一些基层解决不了的问题、机制不健全产生的问题、伴随着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的问题形成报告提交上级机关，为上层进行改革提供现实基层案例。  

治理模式要创新，考核方式要提升。基层治理需要人才也依靠人才，同样诞生于浙江的枫桥经验提倡“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一项由群众首创自下而上解决问题的典型治理模式，与一项由省委书记带头自上而下解决矛盾的浦江经验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一把基层治理、调解矛盾的“金钥匙”。针对基层治理力量欠缺的问题，可从广大群众中择优选择一批基层管理者、服务者，例如社工、网格员、村委干部等，既缓解了基层乡镇街道人手不足的窘境，又为政府选拔优秀基层干部提供了高质量的人才库，例如8月11日，三门县推进“雏雁”储能计划，致力于培养一批服务基层的村社后备干部。除了加强引育人才，针对一些干部怕被被追责、不敢作为的现象，要有解决问题容错机制，给予基层干部更多解决问题的自主性与包容性，让干部能服务、敢作为。（罗鸣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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